远方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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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那期访谈时已是小凤8年回顾时，下面的文本是在节目主页上找到的，比起节目原声的汁味又逊色很多

那时听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学者的名字。但那期节目听得心里亢奋。最给自己一个结语却只能说，嗯，很喜欢。是喜欢他话语里的那种气势还是小凤介绍他缘何休病在家时就已是敬佩？

剑胆琴心奖

得主：朱学勤（上海大学著名学者）

理由：传说中朱学勤是左琴右剑，贴地行走于江湖，而我见到的朱先生左手没有琴，右手也没有剑。但是能用深邃独到的思考刺破罩在历史上的重重帷幕，能用优美光辉的笔触使解冻的文字带上冰凌破碎的声响，做到这一切，不正是需要一颗剑胆琴心吗？

奖品：M氏中药拔罐一套。朱先生骑助力车上下班，有一天下大雨，路面湿滑，先生一不小心摔倒了，腰部骨折断裂，因此先生是躺在病榻上接受的采访，即便如此，丝毫不影响先生挥舞他的思想之剑，拨弄他的语言之琴。因此，赠送朱老师M氏中药拔罐一套，祝他身体彻底康复！

                                                                                                ——当年的颁奖礼

左琴右剑，很是侠客味。喜欢这样的人物，自是当年的“独孤求败”也是归为一类

“天人讲堂”，据说下期讲者是刘小枫，又，据说曾拒绝过小凤的访问的。这次可成功吧，很是希翼

学者 朱学勤 往事与随想/日瓦戈医生/命运

别人亢奋的时候，你能比别人低两度，别人消沉的时候，你能比别人高两度，这样的沉着应战，一生不改的知识分子是我心目当中敬仰的一个对象，很可惜，放眼四周，这样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朱学勤

朱学勤，1952年9月出生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1997至1998年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著作有《书斋里的革命》、《风声雨声读书声》、《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道德理想园的覆灭》等。

文革探源

凤：你觉得像这种如此狂热、非理性的全民运动(指文革)，从思想史上来追究的话，能追溯到哪里去？
朱：我当时在兰考读了一点法国大革命的书，当时的直觉就是，发生在中国自己身边的事情和二百年前发生在法国的事情其实很接近。这是一个很微弱的思想种子，但是它没有发芽，也没有被摁灭。到了80年代能够到大学里去读书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方政治思想史》，而且主攻的就是法国革命的思想演变以及社会实践，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攻读、写作，我觉得我自己看得就很清楚了，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除了中国本身的原因之外，还有人类思想史上一些共同的弊端在起作用，这共同的弊端就是人本性当中都有一种要追求乌托邦，追求在当下的社会现实当中，建立天堂这样的一种浪漫的空想，而这个浪漫的空想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会遭遇到社会强烈的抵抗，他为了克服社会的强烈抵抗，就把乌托邦的能量同思想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极左结合起来，强迫社会所接受。在法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某些做法，中国只不过是在以中国人的语言、中国人的方式重复二百年前法国人已经走过的一些路径，比如，我们还记得，1966年到1967年的时候，整个中国都陷于一种革命狂欢，到处都改路名，很普通的路名一定要把它改成“反帝路” 、“反修路” 、“东方路”，连普通人的名字也要改成什么“卫东” 啊、什么“向阳” 啊、什么“文革”呀等等等等。
凤：我记得，有一个话剧《于无声处》，其中一个人本来叫“白如冰”，后来给改成“红似火”。
朱：这不是一个笑话呀！不是舞台上的夸张，我们自己就是从那个年月过来的，很多人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其实，如果有一点历史知识的话，你就知道二百年前在法国就这样改了。所以我觉得，研究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打开视野，看到在世界历史范围里面，人类犯过同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文革就研究不深；倒过来，如果你是研究世界历史当中某一国某一段，不和自己的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的话，那么，你研究那个东西就远在天边，永远回不了地面。

历史教科书

凤：当时你这篇学术论文也遭到了一些师长们的反对，他们甚至于拒绝你的博士论文答辩，后来是王元化老先生出面，使你的答辩顺利通过，我想问一下，当时反对你这个思考结论的原因是什么？
朱：否定法国大革命这个观点和当时主流史学界是不合拍的，否定了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就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右翼史学家的观点，另外，我又把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这也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我觉得这很正常，学术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很正常。
凤：他们为什么觉得文化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不能够相提并论？
朱：你去看一看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现在的历史教科书都没有改。从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到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都认为，法国革命是二百年资产阶级革命当中的阳光灿烂的顶峰，我们只是认为它不彻底不激进留下了一些缺憾。而我呢，恰恰相反，我认为它不是阳光灿烂的顶峰，它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先兆，我要批评它的不是它的不够激进，我恰恰批评的是它太过分激进，那种左倾的残暴的政治主张已经造成血流满地的历史教训，中国人如果今天还奉为至宝的话，我觉得是太不明白了。正是这样一个原因，使我一直关心法国的、德国的思想，也就是欧洲大陆的思想进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的推动、变化、扭曲，甚至于造成的灾祸，就是说，我对从法国、德国、俄国这一路子过来的学术主张是有警惕的，我觉得那些东西曾经迷惑过我们，曾经给很多人造成过灾难，今天又由于它的玄思，玄妙这样的一种凌空蹈虚继续在迷惑大学里的年轻人，甚至一些中年人也继续陷入那样的一种玄思空想当中，我是有一种疏离感的。

激情无济于事

凤：你觉得这个社会应该怎样朝着一个理性的更完美的方向发展？我曾在北京看过一个话剧《切?格瓦拉》，其中有一个口号“革命是不朽的”。大家都说这个年代没有什么激情了，从这个戏里又找到了激情，对此你是怎么看呢？
朱：人需要激情，需要一种道义冲动，我觉得这很好，这也是人的一种本性。但是在处理社会大多数人的群体生活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激情无济于事，反而适得其反。牵涉到社会大多数人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需要的是什么呢？——冷静、理性，需要的是在各种利益之间建立一个对话、妥协、协商、多方面能够一起协手共进这样的一种社会机制，而不是那种革命狂欢，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然后另外一个阶级一定要起来把这个阶级再压迫下去，如此反复，震荡不已。你想想这一百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什么呀？就是革命！那么，在革命年代中国的社会进步了没有？我们大家有体会，真正有进步的就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时期。那部戏可能揭示了这个社会的不公，社会的贫富分化，这是现实……
凤：他们指出了这个社会的很多问题。
朱：对，但是，问题不在于你揭示社会不公，而在于你怎么解决这个社会不公！我个人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应该通过民主加法制的渠道解决。所谓民主，你就要给弱势群体以合法的诉求、表达利益的这样一种渠道；所谓法治，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阳光法案、实名制等等这种法律手段来惩治腐败，来缓解贫富分化。而不是说，这二十年里面有一些社会不公，我们就要回头，用文革推翻改革，这是走回头路。人类历史上，多多少少的左派都构想过这种用革命来终止两极分化，来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不公的乌托帮的图案，到头来，一开始呼应他们乌托帮的那些穷人是承担这些乌托帮实践的最沉重的后果，实践者不承担这个后果，倒霉的是随从，是跟从者，是喊着口号上街的人，上战场的人，所以我有一句话，我说出来他们肯定会很不高兴，但是我不得不说，我说，历史上的左派之所以喜欢穷人，是因为他们能制造更多的穷人！所以，我曾经有一句他们很不中耳的话，我还可以再说一遍，我坚信，左派们之所以喜欢穷人，是因为他们能制造更多的穷人！

诛心之论

凤：我曾经跟一位新左派的老师聊过，我说：“你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什么看法？”他们认为，你们也是一些“既得利益者”。
朱：如果说我是既得利益者的话，你到我家里来看过，我的整个家庭，我的生活状况和普通人有什么两样？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反应了左翼知识分子惯常的思维。你看，以往中国人在左翼气氛控制下的各种论争，意见一出来，马上就问：“你是什么成份，你是什么阶级呀？你在这个阶级底下，你的阶级利益起作用”。这是典型的左翼思维呀！在具体的观点上争论不过人家的时候，马上就问：“你这个具体观点后面你有什么利益主张啊？”而这个利益主张，在一个正常的民主与法制的社会里面，你是不可以问的，你是不可以带入论战里面来的，如果我的利益不合法，由法制渠道来解决，在争论当中是不可以行这种“诛心之论”的，“诛心之论”就是问人家动机，问人家的利益所在，回避具体的意见交锋，这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看得太多了，这样说本身就反应了左翼思维的惯性。

书/影/乐

赫尔岑一生和沙皇的专制做死对头，他没有看到沙皇崩溃的这一天，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专制必定会崩溃”的信念。这个人的一生充满了失败的记录，居然能保持激情澎湃，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类思想上的一个记录。——[俄罗斯]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我们没有帕斯捷尔纳克，我们没有《日瓦格医生》，没有索尔仁尼琴，没有《古拉格群岛》，没有……哎！没有的东西太多了！——[英]大卫?连恩《日瓦格医生》

有一句话说：“不需要什么英雄行为，坚持两字就够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守住那些原则，你就把命运打垮了。——[德]贝多芬《命运》